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fā)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已引起世界一些國家的經濟動蕩。我們要充分認識這場金融危機的實質，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努力減少危機對我國的影響。

　　從“華盛頓共識”到世界性金融危機

　　美國次貸危機及其國際性金融危機的發(fā)生，與曾經流行一時的所謂“華盛頓共識”有著內在的聯(lián)系。

　　20世紀80年代，許多拉美國家陷入長達10余年的通貨膨脹和債務危機之中，經濟形勢非常困難，因而急需找到一條通過經濟改革而擺脫困境的道路。1989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原所長、曾在世界銀行任職的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執(zhí)筆撰文，系統(tǒng)地提出指導拉美經濟改革的各項主張。1990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洲開發(fā)銀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以及拉美國家代表在華盛頓召開研討會，討論80年代中后期以來拉美經濟調整和改革問題。約翰。威廉姆森說，與會者在拉美國家已經采用和將要采用的十個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共識。由于這些國際機構的總部和美國財政部都在華盛頓，加之會議在華盛頓召開，所以這些主張被稱作“華盛頓共識”。由于這些主張秉承了亞當。斯密自由競爭的經濟思想，與西方自由主義傳統(tǒng)一脈相承，所以，后來人們將這些觀點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許多人把它當作解救拉美國家和所謂轉型國家危機的藥方。而美國政府和一些國際組織則采用強制和半強制的辦法在許多國家推行，甚至作為國際援助的條件。

　　美國次貸危機及世界性金融危機的發(fā)生，雖然不能簡單歸因于“華盛頓共識”。但造成這場危機的思想理論根源，卻與“華盛頓共識”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lián)系。

　　“華盛頓共識”的總的特點，是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力量的高度崇拜，認為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市場是高效率的，甚至是萬能的。經濟運行中的所有問題，都可以由市場自行調節(jié)和解決。因而主張實行徹底的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進一步開放國際國內市場，實行貿易自由化、利率市場化，將各個國家的經濟納入由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體系當中。

　　這種所謂的“共識”，完全無視各個國家的具體國情，主張所有國家都要采納這種統(tǒng)一的模式，認為這是解決所有國家經濟困境、能夠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甚至要求原蘇聯(lián)東歐國家實行休克療法。還把實行這種模式作為發(fā)展中國家獲得國際經濟援助的交換條件。但事實證明，這種“華盛頓共識”并沒有帶來他們預期的效果。實行這種模式的拉美國家出現(xiàn)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和社會動蕩，因而近年來遭到普遍唾棄。在其他各種轉型國家，“華盛頓共識”的實際成效也都非常糟糕。

　　去年以來發(fā)生的美國次貸危機和世界性金融危機，把“華盛頓共識”基本理念的失敗記錄推向了頂峰。美國次貸危機以及連帶引起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從技術層面來說，主要原因有：美國消費者受過于追求物欲的消費主義驅使，大量超前消費，造成普遍的入不敷出、資不抵債，從而使西方高度發(fā)達信用鏈的第一個環(huán)節(jié)首先斷裂；華爾街的那些資本大亨和理財精英們，為了追求高額利潤和個人收入，不僅冒著極大的風險，制造出無數的金融衍生產品，累積起巨大的金融風險，而且還千方百計鼓動消費者們透支消費，形成大規(guī)模的房市、樓市泡沫；而有關的金融系統(tǒng)和政府部門，又過高估計了資本運行的合理性、自律性以及自我調節(jié)的有效性，放松對于資本市場的監(jiān)督和管理。格林斯潘的著名觀點是“由市場監(jiān)管比由政府監(jiān)管更為有效”，實際上是聽任、放縱和鼓勵華爾街的種種貪婪、冒險行為。所有這一切，無疑是造成美國次貸危機乃至世界性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

　　美國次貸危機和世界性金融危機的發(fā)生，引起了人們廣泛的思考。很多人已經從體制上尋找這場危機的原因和教訓。很多國家所采取的“救市”措施，共同特點是加大了政府干預的力度，甚至將一批銀行、企業(yè)收歸國有。有人甚至戲稱西方國家正在用社會主義挽救資本主義。對這類思考和觀點需要繼續(xù)研究，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定以及對其相互關系的理解當然不能這樣簡單。當務之急，是迅速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應對和防止這場危機進一步擴大。但這場危機的發(fā)生，毫無疑問，已經使很多人對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有了新的認識，很多人對于中國成功的奧秘、中國在世界發(fā)揮的作用也就有了更大的興趣。

　　從“北京共識”到中國道路

　　在這場金融危機爆發(fā)之前，就有很多人進行了自己的思考，并加強了對中國的研究。他們試圖尋找中國發(fā)展的奧秘，解釋中國發(fā)展的原因。有些人從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差別中發(fā)現(xiàn)了某些值得注意的經驗，于是試圖探討和概括出這樣那樣的中國模式。其中，美國高盛公司顧問、曾任《時代》周刊高級編輯的喬舒亞。庫珀。拉莫先生2004年提出的“北京共識”，引起了人們特別的關注。

　　拉莫先生對中國有較多了解，基于與中國專家學者的100多次非正式討論，撰寫了一份題為《北京共識》的研究報告，于2004年5月由英國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發(fā)表。拉莫認為，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chuàng)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了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fā)展模式。他把這一模式稱之為“北京共識”。所謂“北京共識”，他認為就是“關于如何組織世界上這樣一個發(fā)展中國家的三個定理”。第一個定理：使創(chuàng)新的價值重新定位，就是利用創(chuàng)新減少改革中的摩擦損失；第二個定理：超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這樣的衡量尺度，而把重點放在生活質量上，建立一種將可持續(xù)性和平等性成為首要考慮而非奢談的發(fā)展模式；第三個定理：發(fā)展非對稱力量，運用杠桿推動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權大國。拉莫認為，“北京共識”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貿易的傳統(tǒng)思想，不相信對每一個問題都采取統(tǒng)一的解決辦法。它的定義是銳意創(chuàng)新和試驗，積極地捍衛(wèi)國家邊界和利益，越來越深思熟慮地積累不對稱投放力量的手段。

　　拉莫認為，中國正開辟出一條通往發(fā)展的新道路，這條道路是建立在創(chuàng)新、積聚非對稱性力量、實現(xiàn)以人為本的發(fā)展和注重個人權利和責任的平衡基礎之上。許多國家想求得發(fā)展與安全，但幾百年來卻不斷看到過于依賴發(fā)達國家提供援助的發(fā)展模式以失敗告終。對于這些國家來說，中國所發(fā)生的一切，包括創(chuàng)新、不對稱性、對平等的關注、對有關公民權力與義務的新思想的探索等，都有著極大的吸引力。拉莫認為，“北京共識”給世界帶來了希望。

　　“北京共識”的真正價值，在于它代表了試圖尋找某種與“華盛頓共識”不同的中國經驗、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努力，并且承認中國的成功已經表明了中國這種獨特的經驗、模式和道路的存在。從內容上來說，拉莫先生的“北京共識”有一定的符合事實的合理之處，如強調創(chuàng)新，求變、求新和創(chuàng)新是“北京共識”中的基本措辭，注意到中國已經越來越堅持和諧發(fā)展、可持續(xù)發(fā)展，認為中國在改革進程中采取的漸進戰(zhàn)略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阻力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的現(xiàn)實，對中國經驗進行了適當的提煉。這是難能可貴的。

　　作為中國自己來說，在國際社會越來越關注和研究中國經驗、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時候，就更應該加強對自己經驗的研究，認真思考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真正經驗是什么。毫無疑問，迄今為止，中國的成就還是初步的，經驗也還是初步的，我們沒有任何理由驕傲自滿、妄自尊大。所以，我們還不能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了什么基本的模式，更不能希望別人都來學習和照搬這種模式。但是，如果通過研究和總結，把我們的經驗歸結為某種道路，更加全面和深刻地揭示這條道路的內容，從而更加堅定在這條道路上前進的信心和決心，這無論對于我們自己還是國際社會來說，都還是有益的。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關于中國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取得成就的經驗，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的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睂�這條道路的內涵，十七大報告做了一個比較明確和集中的概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fā)展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對這個概括，胡錦濤總書記強調：“這個界定，包括‘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確定了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目的，涵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四位一體的總體布局，提出了我國發(fā)展的戰(zhàn)略目標，揭示了我們黨在實踐中找到的這條道路的關鍵之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始終立足于中國國情的道路，是按照黨的基本路線前進發(fā)展的道路，是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項事業(yè)全面推向前進的道路，是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的道路。

　　中國30年來快速發(fā)展，就是因為找到了并沿著這條正確的道路不斷前進的結果。正是沿著這條道路，我們大力推進改革開放，實現(xiàn)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從封閉半封閉向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開放的轉變，進一步增強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各方面體制機制的活力；正是沿著這條道路，我們大力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使中國的綜合國力得到了顯著增強，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增強了抵御各種風險和災害的能力；正是沿著這條道路，我們大力發(fā)展科學技術、大力發(fā)展教育事業(yè)、大力加強文化建設，使中華民族的基本素質和文明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正是沿著這條道路，我們著力關注和解決民生問題，努力實現(xiàn)社會公平和正義，促進社會和諧，使社會保持了長期的穩(wěn)定；正是沿著這條道路，我們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堅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初步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正是沿著這條道路，我們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zhàn)略，加強了與世界不同類型國家的友好合作，在國際事務中發(fā)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正因為堅持獨立自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沒有簡單地接受所謂“華盛頓共識”，沒有簡單地照搬任何外國模式，沒有按照西方國家的要求來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金融改革以及對外開放，我們才在這場世界性金融危機面前保持了較大的主動性，沒有完全被這場金融危機所左右。我們也才有較大的力量來采取措施，防止中國經濟受到更大的沖擊。我們也才有實際的可能來為國際社會共同抵御這場危機作出一定的貢獻。所以，這場金融危機的發(fā)生，不僅證明了所謂“華盛頓共識”并不適合中國國情，而且證明我們選擇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完全正確的。

　　面對世界性金融危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當然還要繼續(xù)接受考驗。我們要進一步發(fā)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yōu)勢，加強和改進宏觀調控，采取有力措施，防范和應對世界性金融危機的沖擊，保持中國經濟繼續(xù)平穩(wěn)快速發(fā)展，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yè)發(fā)展得更好更快。